中国中等收入陷阱是指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值指的是发展中归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后通过早期的低端制造业，以牺牲环境，最求依靠人口红利达到了目的，但是后期没法通过产业经济转型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上，人民的收入非但没有进一步提高反而造成大量下岗失业，人民生活水平在倒退。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在于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这种恶性循环会反复延续。一个国家可以靠着人力资本、土地资源等低成本优势迅速发展，然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后续它会因为本身产业低能、经济结构单一以及出口依赖大等问题而被迫迈入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陷阱的定义？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道德沦丧、法治崩溃、坑蒙拐骗黑横行、假冒伪劣毒充斥、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垄断国家资源、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
中等收入陷阱表现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中等收入的陷阱主要特征即：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在人力成本方面无法与低端收入国家竞争；在高端技术研制方面又无法与富裕国家竞争。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爆发，环境恶化，社会动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渡城市化导至社会服务缺失，物价高企，金融体糸脆弱等。
中等收入陷阱表现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收集资料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2.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文名
中等收入陷阱
外文名
Middle Income Trap
发生时间
20世纪70年代至今
代表国家
巴西、南非、菲律宾、墨西哥等等
特点
过度城市化，国内经济停滞不前
领域
经济学
定义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主要特征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主要表现
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发展现状
1、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2、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3、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此外，尽管各国在危机后一直致力于加强金融和银行业，但很多经济体有必要加快这种努力的步伐。
4、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发展更加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包括面向穷人的信贷渠道；开放服务业贸易；促进教育体系发展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强调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报告还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内的东亚小型经济体。部分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这些经济体中有些已出现增长率回升，但政局不稳和社会紧张状况仍然危害着部分国家的发展前景。
典型代表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了28101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0804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
特征比较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从研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75.3岁和 74.4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9.7年。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第六，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
陷入原因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中国式特征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孕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中国发展
中方2014年接过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的重任，愿意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各成员经济技术合作能力，携手推动亚太地区发展繁荣。
亚太自由贸易区是对现有自由贸易安排的有力聚合。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是要巩固一体化进程，明确远景目标。亚太自由贸易区同现有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并不矛盾，后者是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目标的可行路径。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习近平在全会上致辞。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4]，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不时响起。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达到4561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超过8000美元，明显超过中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但离高收入国家尚有差距。可以说，我国当前正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正确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和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对于保持战略定力、排除各种干扰、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具有重要意义。
规避方式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补充：陷阱的主要入口开启，主要是因为经济动力不足，不论是过分依赖外部经济（出口为主），还是内部经济萎缩（导致通胀），都是因为经济动力不足，依次为基准来看，最为可控的摆脱陷阱的方式依然是促进内需最为根本，因此增加就业（国家在大力提倡创业）并且最大限度丰富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服务业是在大环境制低迷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补充动力，以针对小众的特殊定制服务开启德国式工业，加大第三产业的升级力度，并让优秀的企业有机会进入制造业领域，并提升研发水平是重要缓解；同时合理促进城镇化，加大农业集中化和机械化，让农业人群收入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城镇化新人口对于制造业的需求也是一个补充动力，但关键是我们不能在这个节点更多的发展制造业，否则只会因为短期动力造成更大的产能泡沫，相反我们要精简现有的制造业产能，加速研发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这将是这股动力的真正作用；最后，提升城镇人口收入，将是补充所有动力的联动环节，因为城镇人口收入增加才能带来更多的第三产业创业机遇，带动新城镇人口的消费欲望促进制造业升级转换提供动力，所有的环节必须环环相扣紧密连接，尽量降低外部环境（国际市场）的变化造成的陷阱入口扩大、加深。